漁護署擬立法，規定街市漁販電擊活魚後方能屠宰。街市𥚃，錐插鱔身及田雞的頭部之景，血腥殘暴，比目皆是。業界稱操作上費時兼危險，同時不少市民話「多嚿魚，不如唔索性唔好食魚啦！偽善。」
身為一位動物解放的運動員、素食者，最糾結、最愧疚，算是討論動物的生與死。或者這樣說，動物如何死、怎麼死，根本沒有被我們討論的權利 / 餘地。然而，我理解現實社會，由含肉食的「飲食文化」主導，一個人假如無法控制吃肉的慾望，至少應該不反對減少動物在屠宰的過程中的痛苦。這建議措施，不應如政府所説，理解為向動物施予的「福利」，而是最低限度，目前對動物的應有之義。
談到香港，第一次對活禽畜法例作正式修訂，要回溯到 1935 年頒佈的《防止虐畜條例》。當時「防虐會」，即是前SPCA (愛護動物協會)，主要擔當教育工作，並針對處理街市禽畜的虐待事件，例如家禽被倒提、緊綁、倒掛、運送時肢體折斷、頸上開洞太少掙扎等情況。這些西方保護動物的概念，對當時的殖民地的市民來說，是嶄新的、具前瞻性的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時「防虐會」就著關於禽畜的立法，同樣面對雞、鴨行商會、公會激烈的反對，而反對的原因來到一個多世紀後，仍然是一樣：法案對「人」（魚販）造成不便，當時商販代表更以整體利益（即食物來源）作為談判的理據。種種歷史因素，經過十多年的教育、前期疏導的工作，保護動物的意識才得以在殖民社會普及，衝突的聲音亦隨之而減少，最終《防止虐畜條例》得以通過，防虐會在修例中的確扮演關鍵的角色。
我天真的一廂情願以為，進入廿世紀第十九個年頭，關於「提升動物福利」的法律修訂，持份者純粹只有動物、而唯一受益者都應該是動物，原來不是，政府要平衡各方所謂利益，竟然還得要顧及「商販」的方便！？
無論如何，長遠來說，政府就著「改善屠宰動物福利」的立法，原意並非不好，而是在法例審議期間，除了增設屠房的監控鏡頭 (CCTV)，政府如何透過草案更落地、更普及化，其後再擴展至其他屠房 / 食用動物，是更值得動物機構、動保團體探討的課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