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4年前筆者跟一眾團體代表開始研究有關殘酷對待動物條例、放生監管基制及眾多一籃子相關的法律制度修改，而預言這次修例，基本上是屬於香港動保界的「聖杯級」層次立法／修例研究。
首先，這幾天政府向媒體進一步表示：
「政府過去五年一共檢控108人殘酷對待動物，監禁刑期最長1年、最短只有7日；罰款最重8000元，最輕2000元。外界一直批評刑罰太輕，去年轟動一時的深井廿隻寵物被扔落樓案，最後更加不起訴。
有見及此，政府建議修例大幅增加虐畜刑罰水平，剔除起訴時限，並規管更多行為，將以清單形式禁止剪尾、剪耳、剪聲帶等不必要手術，及禁止在不合宜環境放生。法院有權判被定罪人士終身禁養動物，無論自己或與他人一同飼養，都不可以。政府正草擬法例，期望提交下屆立法會審議。」
筆者所關注的共有4項：
其一：政府不要把修訂法例轉移到懲罰TNR（捕捉、絕育、放回）義工身上，而且義工需要明正言順成為「可豁免人士」，只要事先向政府部門申請就可以，情況等同當時cap.139b 修例，義工被豁免的情況雷同。
但倘若TNR狗義工不能列入棄養豁免，而新修訂懲罰加重，政府又未願意成立合法的「社區狗晶片」，則會形成部分義工無法承擔法律責任，繼而減少替流浪狗絕育，這勢必成為減少流浪狗數目的絆腳石了。
其二：放生問題，政府必須彌清何謂「不適合放生」涵義，而且必須要設立野放監控部門去批核一切合法野放，這些例如，公眾水池放生龜隻、淡水魚；宗教活動在沒有政府部門規管下的放生行為，算不算是「合適野放」？如果不是，請把未被批核下的放生行為，無論是否涉及宗教形式，皆一律違法。
其三，是審視法院制度，現時所有虐待動物案件，無論虐殺多少隻、有多殘酷，皆會轉介至地區法院審理，而當審結後，法官判詞是不會記錄於案件之內，以至無法成為日後同類案件的參考，這種低門檻的制度需要改變嗎？
其四，是起訴門檻，法律界早有關注動物權益的大狀提出，是次修例涉及審視現時的憲法制度，動物案件起訴門檻必須降低，以至去年轟動一時的深井廿隻寵物被扔落樓案，最後因為當事人不認罪，警方及律政司更予不起訴這種事，就不應再發生，而這並非全部涉及起訴時限。
原因是，背後需要有「舉證責任轉移向被告」，即只要有充分證據及環境證供，例如動物是無可能無故大量從室內「被跌落街」，制度便有理由引用「假如當事人認為自己無罪，請提出證明自己無罪」，而並非保持沈默權就可以不認罪，最後不予起訴這種嚴重罪行*，因這等法律制度在加拿大三省中有包括。（*註：大律師 Kevin Poon 專欄文章節錄*）
*註：
澳洲塔斯曼尼亞省在William Holyman & Sons Pty Ltd v Eyles (1947) Tas SR 11 一案的判決中，亦有類似的裁定。同樣的裁定亦見於維多利亞省的另一案件Christie v Bruce [1962] VR 654。
事實上，在眾多澳洲行省中除了3個行省外，其他的省份均把殘酷對待動物的罪行，列為嚴格責任罪行，控方只需要證明相關的犯罪行為就可要求法庭定罪，除非被告能夠提供合理及真誠的理由，包括誤會等，作為開脫的解釋。這也正是把部分舉證責任轉移到被告的例子。這個方法既能降低定罪難度之餘，又可以在保持普通法精神下不違反基本人權，因此相當值得探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