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一個國家的偉大程度和道德進步，可從它如何對待動物的方式看得到。」很多人看到動物蒙難，都會引用印度聖雄甘地的格言；但說得多了，這句話反而像陳腔濫調，因為這個地方沒有為動物的苦難而改變——更何況2014年澳洲學者Philip Johnson在翻查過甘地接近一百本著作之後，遍尋不獲此句格言，而指出那可能是由他人言傳的美麗誤會，亦即那不是出自甘地之口。
美麗誤會，是人人都會懂得說愛動物、愛生態；但當出現在香港西貢的布氏鯨，被發現死於海上，而身體更有被硬物撞擊造成的新傷口——可以看到，不少人自問愛護動物，甚至遠及海洋生境，卻或是誤會一場，雖說想像中的愛當然美麗。
於此，我們已經明白，愛的說法只是濫竽充數。但是次教訓，仍然有兩個層面的問題，值得深思：一．為甚麼在布氏鯨出現之後，環團與官方屢勸人們不要大舉出海埋身緊追鯨魚，但不少人依然趨之若鶩？二．有說政府部門太遲介入而導致悲劇，卻遭到漁護署否認；然而即便官方行動「迅速」，卻阻不了悲劇發生，又是所謂何事？
流行文化，想像鯨豚微笑
第一個提問，說的是我們視覺上的貪婪，已經和口舌之欲無異。因為那是超過半世紀的欲望，從美國流行文化而來，帶動人們想像海洋動物；1963年的電影Flippers就是先例，說到小孩與海豚的友誼，而深入民心，更因此蘊釀美國大舉興建水族館，並生擒大量海洋生物作為展演之用。Flippers票房大賣，拍了續集和劇集，更讓電影人把其他海洋生物搬上大銀幕，比如1966年的Namu, the Killer Whale，說到小鎮海邊出現殺人鯨，被居民視作威脅，其實牠既孤單又可愛，到最後與人類建立感情。
美國流行文化，與香港的鯨逝又有何干？其實關係可大，是鯨豚都為此被想作親近人類，而兩者嘴角向後彎入側臉的面容，更被以為是持續微笑，讓人類中心的想像裡，未能體認到鯨豚的情緒與疾病——連同牠們被強捕而帶到水族館，在高壓之下受訓、表演，人類都不會明白牠們身心俱疲。布氏鯨被香港人大舉出海「追訪」，必然跟這種「想作親近」的一廂情願有關，是人類的美麗誤會。
這個誤會，美國生物學家Edward Wilson在其經典Biophilia裡提出，如此「親近性（Proximity）」讓居於城市的人類，對野生動物狂熱而把視覺欲望無限放大；致使人類觀光團可以深入不毛，只為近距離看動物。更吊詭之處，是水族館一類以海洋為名的主題公園，同樣是活捉鯨豚要牠們囚禁水箱；幾十年來水族館讓人埋身觀賞鯨豚，又怎能教人因為海上忽然出現鯨魚，會懂得自律而停止出海？說到底，水族館的大生意，與收取幾千塊而載人出海的觀鯨船無異，都並非「愛的教育」。
署方行動，造成動物犧牲
第二個提問，攸關官方行動。漁護署多次解釋，自布氏鯨在西貢水域出沒的7月13日起，已密切留意牠的去向，更有專家團隊商討對策；而筆者也相信，即便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》或《海岸公園條例》未能在細節上說明如何保護鯨豚，但漁護署亦可即時以鄰近地方借鏡，比如2021年7月深圳政府以大鵬灣出沒的布氏鯨作為教育素材，寓保育於科研，又比如幾年前台灣海岸委員會制訂的「台灣海域賞鯨指南」，今年還推出2.0版本豐富內容⋯⋯之餘此類，漁護署一定有人員迅即翻查。然而，「即時行動」似乎只變成「不為所動」，才是問題所在。
當專家為鯨魚解剖的同時，大家也不妨剖開漁護署的問題，來個逆向思考：假如今次布氏鯨出現兩星期後在香港水域消失——就算生死未卜，但滿足了人類眼不見為淨的想像，當成牠逃之夭夭——那漁護署能否就可以替「不為所動」事後孔明，說做得極對？
當然不能！因為觀光船對鯨埋身「追捕」，已是有圖有片有真相；而過去十幾年觀光船為了載客觀賞白海豚，也同樣追得埋身，亦有不少人拍下因此被撞傷的海豚照片，自2014年起時有所見。接近十年的遊人與觀光船行為，要有「即時行動」，是早就應該有像人家的2.0甚至3.0版本，去豐富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》或《海岸公園條例》，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看到海洋生命受苦受死，才行動得近乎「不為所動」。假想布氏鯨今次完好離港，卻不代表署方無事可為「事半功倍」；因為鯨豚被撞、擱淺，以至絕迹大嶼水域，不無遠因，而成了今日失去生物多樣性的港灣。
實情是，漁護署曾經行動「迅速」，比如2019年3月誤上貨船從水域進入香港的泰國狗，在漁護署同樣是「密切留意」和「專家商討」後，沒有理會民間的反對聲音，而在兩日內將牠「人道處理」。行動之快，到發現狗狗名為Heaven而有泰國家人，僅幾天就成了國際新聞。可以想像，香港三面橫海，經水域內進的外來動物多不勝數，但處理手法的「即時行動」或「不為所動」，並非天淵有別，而署方大可剖腹自問，是怎樣的工作思維，教大家對踏足香港的生命，隨時會被犧牲？這種思維，對動物常說的愛與保護，有多少是美麗誤會？
小結：反省動保心智
無可否認，漁護署不是沒有效率的單位，比如單看處理野豬——誘捕撲殺，手起刀落！但亦有行動持續經年，比如說要推動立法修訂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》第169章，向虐待動物者加重罰則，並引入對飼主的「謹慎責任」；署方在2019年初提出，說要推動立法會通過修訂，至政府換屆後，官方亦多次說在2022年完成修法，但到今年年中似已銷聲匿跡。筆者在2019年去過三次諮詢會，想到如果修法順利，虐待動物的兇徒在幾年間就不會如此有恃無恐；而最為人知的就是2020年二月在深井豪景花園由高處被擲下的三十頭動物，其中死者包括鸚鵡、龍貓、兔子和天竺鼠等等。
漁護署不是動保組織，但它的功能涉及動物保護，就好應該要建立一套動保視野，同時通過相應行動鞏固城市文明，而並非以快慢作為行動標準向人解話；至於向港人解說鯨豚笑臉迎人，卻並不代表大家可以埋身進迫，更是署方行之有責。當然我們也是時候反省，一方面看水族館的鯨豚，而另一方面為布氏鯨之死感到可憐，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心智。
當下彩虹橋邊，布氏鯨和泰國狗，已經不用再為跨越香港水域而蒙難；或者甘地也會在那邊為牠們和受虐的死者默唸：一個地方的退步程度，可從它多次引用那句格言而看得到。這個香港的生態隱喻，就是美麗的誤會。
編按：【動物人．動物說】是新欄目，歡迎各界人士就動物權益或福利議題投稿，字數不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