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段時間，流浪狗問題引發了社會極其激烈的討論。大部份人都立場鮮明、互不退讓，情緒多於理性，罵聲多於邏輯。但無論你站在「狗」還是「人」那一邊，至少請講講邏輯。
我今次完全不談動物福利、不談愛心，也不講公義或什麼尊重生命！只談最基本的邏輯因果關係。
有人指責動物組織為流浪狗做 TNR，是「好心做壞事」，禍害社會。矛頭主要對準那個「R」——「放回」（Return）。他們聲稱，把流浪動物放回社區，等於增加社區的潛在風險。
先利申：我是 TNR 的堅定支持者及實行者。過去十年，我親手參與為過萬頭流浪貓狗絕育（我寧願報細數，免招閒言），有放回的，也有不放回的。正因為是最大持份者之一，我才更要問一句：我究竟怎樣「增加」了社區風險？邏輯在哪裡？
我那怕你假設流浪狗「傷天害理」，但做 TNR 的人和組織，從來不是「生產」流浪狗的源頭。我們捕捉（Trap）的，是本來已經存在、在社區不斷繁殖的流浪狗。牠們被絕育（Neuter）之後，就再也無法繁殖。放回社區（Return）之後，連小學生都懂得這條簡單算術：流浪狗的數量只會持續減少，不可能因為絕育而變多。當然，他們不會一夜之間消失，除非社會願意投入倍數計的資源，支持長期、系統性的運作。
還有一點，很少人提及：絕育後的流浪狗，不再需要為爭奪配偶而打鬥，攻擊性降低，性情相對溫馴。對社區構成的實際威脅，理論上只會下降，不會上升。
不喜的請先別插，或稍後再插。我已經不想再「推銷」TNR了，更不想再講什麼愛心、使命。心灰意冷之下，我只剩一句：不幹白不幹。但我仍然要同大家講邏輯。
你可以不認同 TNR。你可以嘲諷我白痴，說我做 TNR 是徒勞無功。
你甚至可以主張一次性大屠殺，乾手淨腳。
但無論如何，你都無法在邏輯上成立這一點：「做 TNR 是好心做壞事，增加了社區風險。」
我們不做，風險只會更高；我們做，風險只會更低。
我們從來沒有跪求社會的認同，更不需要誰的讚賞。
你現在可以插了，可以用十八字粗口罵我們是動物L邪教，但請至少別用錯的邏輯來攻擊一班想為社會、為動物做一點事的動物義工。
*原文於麥志豪專頁所載，本報獲授權轉載，標題由本報所加。
我是這樣想. 錯是錯在我們有一個不作為的政務官僚政府. 他們對不作為的定義是不要為未出現問題的政策層面作主動.
現行的狗隻管理政策，其制度設計基本的嚴重滯後，執法軟弱無力，導致問責機制近乎失效。法律專家曾直指現行框架已「不再適合現代社會的需求」。但什麼是現代社會的具体需求, 當政者根本想也沒有想過.
流浪狗與「倉狗」介乎「有主」與「無主」之間的放養狗（尤其在新界貨倉、棕地）是最大的安全隱患，但現行制度幾乎無法觸及。
漁護署的《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》不具法律約束力，且明確不涵蓋貨櫃場、回收場、車房等場所，形成巨大的執法盲區。
官方「捕捉、絕育、放回」（TNR）計劃於2018年停辦後，許多動保義工為流浪狗絕育後，無奈將狗隻登記在自己名下。這使他們獨自承擔狗隻若咬人的潛在刑責，制度變相將管理責任嫁禍給民間。
現行對「危險狗隻」的規管被批評為定義過時且極易被規避。嚴格規管僅針對4類純種格鬥犬。近期致命事件中，有格鬥犬血統的狗隻晶片竟僅登記為「唐狗」，成功繞過監管。狗牌上的品種資料完全由狗主自行填寫。幼犬混種特徵不明顯，獸醫僅憑肉眼難以準確辨識，讓刻意瞞報者有機可乘。
執法與罰則近乎零的阻嚇力是政策最為人詬病的部分，違法成本極低，變相鼓勵不負責任的行為。
儘管棄養是流浪狗問題的根源，但漁護署在2023至2025年間，從未就「棄掉動物」罪名提出任何檢控。即使捕獲晶片過期或無晶片的狗隻，也難以追究原飼主責任。
漁護署的捕捉行動主要依賴市民投訴才啟動，被動且成效低，無法從源頭解決問題。
政策缺乏從源頭預防問題的機制，對準狗主的把關嚴重不足。目前沒有強制性甚至自願輔助性的養狗前培訓或認知課程，無法確保準狗主了解其法律責任與長期承擔，從源頭埋下了因無知而棄養的隱患。
與部分歐美國家不同，香港未要求狗主必須為狗隻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，一旦發生意外，受害者可能求助無門。
總體而言，香港的狗隻管理政策在源頭管控、過程監管到事後問責的鏈條上均存在系統性斷裂。目前的改革討論多聚焦於「提高罰則」，但若不填補倉狗規管真空、危險狗隻登記漏洞等結構性缺陷，並建立強制培訓與保險等源頭機制，恐怕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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